温家宝今日将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其他一些金融制度的建设和改革，使不同的金融机构都面对各种挑战，金融稳定的工具应做好准备。

而在2012年6月，人民银行已经向银行体系总共注入2910亿元的流动性。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无法将这些问题根治，只能勉强维持过度杠杆化的经济和暂时阻止信用/债务链条的断裂。

如果中国的人均混凝土消费保持现有的态势，中国的建筑业泡沫也将靠近它的破裂点。投机融资，短期内收入只能偿还利息而不能偿还本金，必须债务展期。单单依靠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人民银行无法改善目前投资回报率和资产/抵押物价格恶化的情况，问题的根源在于无法维持的经济泡沫和崩溃的总需求。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以上两方面大有作为，则内需发动，经济再平衡指日可待，软着陆亦非妄语，而且这次的超级去杠杆化也不会以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形式爆发，这是以往西方数次超级去杠杆化所未有的成就，不啻为中国经济为全球经济治理所做的重大贡献。（图5）        心存侥幸的人们可以在西班牙身上寻找中国建筑业泡沫破裂的迹象。

政府的作为还可以体现在大力发展内陆省市方面，以空间来换取时间，为在一线城市扛不住的制造业和相关就业的转移和全国产业链升级赢得时间。2012年，广义信用增长速度虽有所下降，但仍较GDP增长为快。这次四中全会决定提司法独立性，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够干预，干预的人都记录在案。

问：您在《终结腐败》这篇文章里破天荒提到要借助外国的力量比如美国的先进技术来帮助中国反腐，但目前有一种舆论就觉得外国的力量都是境外势力，都是颠覆势力。现在很多有很多年基层经验的法官还不如一个分配的比较好的刚毕业的毕业生，这就不对了。您怎么来理解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到底是政府限制自身还是限制别人? 周瑞金：我觉得我们从法制改为法治，这就是一个质的变化了，法制从秦始皇开始就有了，秦始皇的法很严格的，也很全面的法，它是制约老百姓的。要有历史大转折这个需要权威，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就要有领导的权威性，这个才能实现转折。

问：这个文章当中您有一个观点说一个腐败案件实际上大多数是在重复同样的故事，这个怎么解读? 周瑞金：同样的故事，你看看我们抓出的腐败案例来看，包括最高的周永康到徐才厚这几个国家级领导揭露出来的腐败，他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路，以权力进入市场，以权谋私，谋求自己包括家族的最大的利益，这个是有着同样的腐败的特征的，所以他们重复做的就说明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上不成熟、不完善，使得权力进入市场，这样搞了权钱交易，为腐败制造空间。比如说能源当中，我们的风能、太阳能产业过剩了，从全世界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产业并不过剩，有可能是美国和欧盟有意的给中国这一个产业制造麻烦，这个存在吗?我觉得存在，这个事实摆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呢?这是属于经济竞争的领域，不能一下子提到政治的高度，认为是搞政治破坏，我认为这个又是两回事情。

到2014年10月份是庆祝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他又讲了这句话，这次四中全会决定里面和他对决定的说明都强调这两句话。我们两年以来的反腐败斗争主要是治标式的、闪电式的反腐败，就是王岐山书记所讲的为治本赢得时间。这里还要注意什么呢?要解决好在这个当中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你们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是看得很清楚吗?邓小平一出来，一方面抓科技、教育，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成为现代化的主力军，把广大知识分子的力量转到现代化当中去，这是多大的力量，包括他的大学招生，为我们准备了国家的治国理政的人才?今天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组成的成员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里面，大多数都来自于邓小平从插队知识青年中招生的政策。

所以我说四中全会的《决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起点，真正进入到体制改革了。所以真正要贯彻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首先我觉得重要的是从党中央开始到地方省委、各级党委，领导干部首先要遵宪守法，如果他做不到遵宪守法，一切都是白搭，都是一纸空文。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这些是保证公民的权利的，这个宪法都有规定的。第三，皇甫欣平的写作班子也变化了，老的我有三个人，是另外两个和我一起的，这次皇甫欣平我有一个新的写作班子，没有原来的人参加，而是一些新的人参加，所以这个是新班子的新的意思。

所以我基本上再也不用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文章。所以真正的体制改革还是从四中全会特别是这次司法体制是涉及到体制改革了。

到了04年我写《改革不可动摇》的时候，高层领导很肯定，他们当时派政治局常委到上海东方网调查我这篇文章的背景，因为皇甫平也引起他们的重视了，调查背景以后，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从04-06年这两年期间，中国改革发生第三次大争论，有人否定市场化的改革。基本上来讲，因为皇甫平是属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署名，我后来就不再用了，这次用了皇甫欣平，我是怎么考虑的呢?皇甫欣平不同于皇甫平，因为历史时代变化了。

问：您之前发表了《终结腐败》一文，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想要撰写这篇文章，又为什么选择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个时间点推出? 周瑞金：《终结腐败》这篇文章是鉴于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集体采取了一个大的反腐败的动作，整顿我们的官场作风，也就是说整顿干部的作风。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提出来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成为深化改革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很重视四中全会的精神。这次您在撰写的长文当中用的是皇甫欣平，想问一下您这里有什么样的考虑呢?对于这个文章它可能会取得的什么样的预期效果，您是否有些期待? 周瑞金：用皇甫欣平这个书名确实是有一番考虑的，原来用皇甫平我是写于1991年，当初是我们遇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往回走。编者按：11月6-8日，在深圳大梅沙举办了首届大梅沙中国创新发展论坛。所以我们还是从实际的效果出发的话，在目前这个情况下，需要有一个权力的集中。

所以适当的集权并不是新权威主义，在历史阶段需要这样的集权才有利于推动，没有这个集权，政令不出中南海，什么都干不成。用这个办法，司法建立一个法官的体系和检察官的体系，然后按照级别来遴选。

所以真正的司法改革在肖扬这一任高院是推动的，肖扬以后都倒退。总体我就是以一个杂志作为一个阵地，作为一个平台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提供我的老本行，就是搞政论。

我们经过了邓小平以后权力的和平交替，从一届一届的比较看得出来，有的时候特别是上届政府，九个常委分工负责，就形成了九龙治水、人人有自己的主张，他管的领域其他常委插不进去，其他常委也不想扯进去，他管好自己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老百姓的心理普遍也是这种心理，这和现代欧美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不一样，他们的历史传统特别是美国看得很清楚，华盛顿制定第一个宪法，他的宪法明确的就是对国家领导人、对总统进行限制，对老百姓进行保障公民权益。

还有一个是文章的风格也变了，皇甫平和皇甫欣平文章风格最大的变化，皇甫平是传达性质的，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当时就可以了，就可以推动改革了。所以落实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法以后，将来我们也会走到这一步，谁做裁判，谁来做你违反宪法的裁判?所以江平说要搞一个宪法委员会，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我觉得从邓小平我们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个转折以后，有些人就把它概括出来，好像我们东方国家就是靠新权威才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提出了一个新权威主义。所以这个平非那个平，这当然是一层意思。

宪法不是一般的依法治国，为什么宪法重要呢?宪法主要是限制公权法，保障私权法，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所以这样子的分工很分散，这样总书记的意图就很难得到贯彻，权力就分散掉了。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往往是领导者好像我是爱护你，提出良政善治，你都是我的子民，所以领导的心态是居高临下的。以后法官的遴选是一级一级遴选制，你只有做过县法官，很优秀了，才能提到市法院的法官，确实优秀还可以再提到省里，然后再从省法官上升到国家最高法院的法官。

为什么老百姓持有枪支，尽管它发生了那么多枪杀事件，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否定掉，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把政府容易作恶的人，权力太大以后会对老百姓发生伤害，因此老百姓也可以持枪，因为政府有部队，你要对我开枪，我也可以对你开枪，所以它始终是这样一个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就是领导者的权力是被领导者授权的，权力是我给你的。这个时候，1991年春天，邓小平到上海，一改过去在上海过春节的习惯，唯一这一次，他一到上海就要出去参观访问，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要推动改革开放。

问：正如刚才您所说，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您怎么看待政治领袖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有的人觉得权威越强越容易推进改革，也有人觉得权威越大越容易压制反对的声音，从而使改革走向反面，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周瑞金：这个要从不同历史时期和我们当时所面临的这样一个任务要求来看，还有一个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但是中国就倒过来了，这是我们一个历史存在的一个传统。再一个，我们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要搞社会转型，原来的阶级斗争为纲要转向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这种历史大转折对人们观念上、心理上以及习惯上有很大的冲击，就是有一个人们观念大转变的过程，这个并不是大部分人所能够做到的。第二层意思就是我这个欣是欣喜的欣，我当初写皇甫平的时候是很郁闷的，因为当时一片反对和平演变、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个下面就感觉到改革开放十年以后遭到这样一个大的挫折，好像要往回走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写这个文章，这种心情就非要冲破关口不可，非要突破这个阻力不可，是这种心情。

你看看买官卖官的这种吏治的腐败，还有司法的腐败，再到社会舆论，我们的舆论工具的腐败，这种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腐败，所以这个问题我是从这样的角度要怎么来推动反腐败斗争，提出来一种建议，总结腐败的背景。反腐败同对党内各个阶层的领导干部进行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应该说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前一个大的动作，是推动深化改革的相互配合的一个大的动作。

今天我看江平的发言很有技巧，他不提党大法大，提权大法大，其实两个差不了多少的。所以我讲，基本上腐败这条路子我们看得很清楚，也就是十八届以后，李克强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果这个不处理好的话，就为寻租创造了空间，为腐败创造了条件。

根据我多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在我们高院的院长当中能够有宪法意识的，他是第一人，他知道依法治国是要治理公权力的。进入 周瑞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市场经济 权贵经济